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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古剑春秋 于 2013-9-6 22:17 编辑
中国剑道文化溯源
“剑道”一词，最早见于中国先秦时期古籍《吴越春秋》。
在中国，关于宝剑的传说与文化源远流长，向上甚至可追溯到三皇五帝时期。数千年来，剑在人们的心目一直有着独特的神圣涵义，虽然历朝历代的剑器形制各自有所不同，但剑文化一直流传至今而不衰。剑器在中国，早已是一种刚正精神与传统情怀的象征物。
而据信史记载与出土文物证实，剑器的真正出现，大约是在殷末周初时期，距今三千多年。
早期的剑器都很短，这是与当时的金属铸造技术所决定的。当时的战争是以车战为主，青铜短剑只用于近身肉搏，并不是战场上的主要武器。
历史上给兵士大量装备青铜剑是出现在春秋后期，首先出现在吴越两国的军队中。这两国都处于南方水网交错、丛林遍野地区，兵车难以任意驰骋，步兵和水军为其军队的主要兵种，青铜剑也就成了单兵搏斗的武器首选，并逐渐成为装备部队的常规武器。战场的刚性需求促进了科技研发，于是吴越两国的铸剑技艺也就远超中原各国，成为我国古代的“宝剑之乡”。
春秋末期，吴越地区早发明了炼钢技术，铁剑最早在这里研制成功，两国也就率先由利剑的青铜时代步入铁器时代。在其中有一个人起到了关键作用，他就是当时最著名的青铜铸造专家：欧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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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冶子，春秋时代的越国人，被后世尊奉为铸剑之鼻祖，在中国民间，欧冶子几乎享有同神农、伏羲、鲁班一样的地位。他在将青铜铸造技艺推至时代的顶峰，并在此基础上研发成功当时世上最锋利的钢铁之剑。以致于今天人们还是习惯于将制作宝剑的大师称之为“铸剑师”，而非“锻造师”，实是因为欧冶子之故。历史上记载了欧冶子铸造了五把绝世宝剑。
东汉《越绝书.外传记宝剑》记载：“欧冶子乃因天之精神，悉其伎巧，造为大刑三，小刑二：一曰湛卢，二曰纯钧，三曰胜邪，四曰鱼肠，五曰巨阙。吴王阖庐之时，得其胜邪、鱼肠、湛泸。”——这五把名剑被欧冶子逐个命名：三长两二短，三长剑为湛卢、纯钧、胜邪；两把短剑为鱼肠、巨阙。
《越绝书·外传记宝剑第十三》记载：欧冶子为越王造剑之时，“赤堇之山，破而出锡；若耶之溪，涸而出铜”——也就是说，欧冶子是在越国的都城（今绍兴）用铜锡合金铸造宝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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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越国求楚攻吴，作为交换条件，楚王礼聘越国的欧冶子至楚，要他为其铸造锋利的铁剑，于是欧冶子开始遍访名山大川，他最后选定了浙江龙渊（后为避唐高祖李渊名讳而改称龙泉），这里盛产铁英沙，又有着大片的原始森林作燃料。
秦溪山下，欧冶子结庐筑炉，采集原料，开始了漫长的铁剑铸造实验，经历了无数次失败这并不奇怪，因为从铸青铜剑到铸铁剑从技术上说是一个质的飞跃。
欧冶子在反复摸索试验的过程中，创造性地完成了高温熔铁、铁质提纯、淬火、锻打等关键工序，最后，他终于完成使命，锻造出三把锋利无比的绝世宝剑，命名为：龙渊、泰阿与工布，献予楚王。
楚王得剑大悦，很快兑现了承诺，出兵助越攻吴并得胜。
欧冶子回归越国，越王勾践为嘉奖欧冶子铸造铁剑有功，封其为“湛王”、“大将军”等荣衔。但欧冶子志不在彼，很快就辞职，继续重操铁匠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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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历史上，无论是锋利的青铜剑，还是更胜一筹的铁剑都没有真正地主宰过战场，将剑器作为单兵主要武器，也只不过是短时期地出现在了吴越两国军中。
战国中后期，骑兵开始在战场出现，剑这种相对短小脆弱的兵器不利于骑兵冲锋陷阵，威力也明显弱于骑槊、长毛等长兵器。再后来被称为“环首铁刀”的马刀大量装备部队，剑也就基本退出了冷兵器战场。
秦朝，由于技术的进步，剑的型制发生了变化，长度增加到三尺。这在以往也是不可想像的，秦朝的青铜剑硬度不亚于经过热处理的中碳钢，这样的材质、这样的硬度、这样的长度，只能用不可思议来形容！
而且，今天，在陕西秦墓出土的许多长剑都几乎光亮如新，狭长的剑身表面甚至还有一层铬盐氧化物，能防蚀防锈！
据说西安兵马俑出土时有过大量碎片压住青铜长剑的实例，移开碎片后，长剑立即反弹恢复原状，可见秦代青铜剑韧性之优良。
秦国的青铜剑可以说已经达到了青铜铸造的技术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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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宝剑与道教结缘，剑器不再只是兵器，道家文化赋予了其的修炼内涵，从而成为天地正气与正道精神的意象物化。从此，剑器为众多修道人与士大夫所喜爱，其精神境界远远超出世俗兵器的范畴，成为风行全社会的文化象征物。
自东汉始，剑逐渐退出了战争舞台，成为佩带仪仗或自卫兵器；隋唐时，佩剑盛行，并开始成为权力的象征物。唐朝的文人墨客剑不离身，剑被视为最时髦的饰物，这时的长剑，常以玉石为饰，千年之后，长剑虽朽，玉质剑饰却以其精美的质地与纹饰为人们所珍爱，成为玉器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品目；除外剑术也继续受到重视，不论王公贵族、武林豪侠，仍然喜欢练剑、佩剑。从此剑器走到了民间，走到了寻常百姓家，开始登上了“百兵之君”的王者地位。
剑这种武器，自唐代后逐渐成为一种男人的信仰，成为文人尚武的梦幻载体，成为神话传说中的主要道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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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唐时期，中华剑道就开始飘摇过海，传至日本，并在日本本土上的长年战争中不断演变，成为日本“古剑道”雏形。
日本到了江户时代，武道兴盛达到最高峰。德川幕府的尚武政策使得日本剑术的发展成果得以保存并发展。
1764年前后，中西忠藏发明了护具与竹刀，并禁止打击无护具保护之部位，这时的剑术的练习与比赛，就是现代体育“剑道”的雏型。
明治维新后，废藩治县，失去主家的武士们，纷纷沦为浪人。1876年日本发布了带刀禁止令，使得原来的武士们，为了生活不得不转事农商，但却又因不擅其事，多陷入衣食无着，生活穷困的地步，各地剑术道场也因此逐渐凋敝，日本剑道陷入困境。
明治十年，西南战争爆发，日本警视厅认识到剑术及武士道的强大威力，开始招募全国剑士，组织“拔刀队”讨伐西乡隆盛。
明治十二年，警视厅召集各地剑士举行击剑会，制定了“胜负三次”的办法，后成“警视厅流”剑道初型，为日本全国的警察学校所采用。
1920年，讲道馆将“击剑”“剑术”等正式称为“剑道”，并逐渐推行。同时重新制定和改良了以往的练习方法，使剑道得以保存和推广。
在此时代中，一方面，剑道在日本得以复兴和发展，另一方面，剑道精神却被军国主义所利用，成为军国主义的战争工具。日本战败后，美国占领军总司令部认定剑道为残酷恐怖的武技，遂被全面禁止练习，后经许多人出面抗议，剑道禁令也就不了了之，1954年，全日本剑道联盟成立。从此，日本古剑道逐步脱胎换骨成为现代意义上的体育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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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剑文化产生了剑道，剑客与侠士也就开始成为武侠作品中的主角。
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写道：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言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以存亡生死矣，而不衿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所以“剑客”在中国，有一个共同特征：侠义；有一种共同性情：有人情味。剑文化发展成了侠文化，剑道也就具有了侠义道的特征！
简单总结：中华之剑，重情不重利，剑文化即侠文化，剑道即人道。
至于现代意义的击剑运动，严格地说，早已远离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剑道精神，与上古时期流传下来的剑文化格格不入，击剑运动员们的速度与技术，已为电子裁判所约束，剑道中的胆略魅力已不再，而最重要的是文化的传承没有了。
本文属越铸文化版权所有，非经准许请勿转载，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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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9-2 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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