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青铜剑 鄂尔多斯地区出土了很多草原青铜器，其中就包括大量有鲜明草原风格的青铜短剑，众多考古资料显示，在东西方交流的路途上，草原地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接力棒”的作用。 1965年冬天，在湖北省江陵望山一号楚墓中出土了一件国宝级的青铜剑，铜剑的主人就是因“卧薪尝胆”的故事而家喻户晓的春秋五霸之一――越王勾践。作为湖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虽然埋藏了2000多年，却依然锋利无比。人们在惊叹古代工匠技艺精湛的同时，不禁想问中国什么时候开始出现铜剑、最早的铜剑又是什么样的呢？ 要想弄清这个问题，首先就要了解一下中国铜剑发展演变的基本脉络。铜剑是一种近距离格斗的短兵器，主要由剑身和剑柄两部分组成，每一部位都有自己特定的名称。剑身前端称“锋”，剑体中线凸起称“脊”，脊两侧成坡状称“从”。剑柄又称“茎”，剑柄的末端称为“首”。剑柄和剑身之间护手称为“格”。 一般认为，从夏代起，中国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而且夏代出现了成熟的青铜礼器和武器，但奇怪的是，武器中却没有铜剑的影子。 到了商代，中原地区进入了青铜铸造的繁荣期，安阳殷墟出土的大量精美青铜器是其最好的证据。而商人最热衷于青铜礼器的制作，著名的“后母戊鼎”和“四羊方尊”就是这个时代的巅峰之作。然而商文化自身也没有铜剑，武器中占主导地位的仍是青铜戈。但同时期，在中国北方长城地带，铜剑已经广泛流行。目前中国境内考古发现中最早的一件铜剑，出土于上世纪70年代内蒙古伊金霍洛旗朱开沟遗址1040号墓中。从伴出的器物看，这把铜剑的年代应该在商代早期。到了商代晚期，北方地区的铜剑分布范围和数量都大量增加，流行的铜剑剑柄大都略微弯曲，有较窄的一字形剑格，柄首往往做成兽头形或铃形，因此也被称为“铃首剑”和“兽首剑”。 到西周初期，中原地区的周人已经开始使用铜剑了。《史记・周本纪》曾记载，武王伐纣攻入商都朝歌(今河南淇县，一说在河南汤阴县)时，纣王已经自焚而亡，武王“至纣死所，自射之，三发而后下车，以轻剑击之，以黄钺斩纣头，悬大白之旗。”与商代晚期北方地区的铃首和兽首剑不同，周人使用的是一种扁茎柳叶形铜剑，这种铜剑在周人的老家――关中地区以及分封的诸侯国故地都有发现，甘肃灵台白草坡、陕西长安张家坡、陕西岐山贺家村、北京房山琉璃河等地的考古发现中也皆有所见。 东周时期，整个中国都进入了铜剑制造的巅峰时期。中国北方、东北和巴蜀等地区的铜剑都得到了空前发展，仅近年在北京延庆军都山东周墓地的发掘中，就出土了近百件铜剑。但如果从铸造水平来看，中原和吴越地区的东周铜剑就要大大高于其他地区，其中尤以吴越出产的铜剑最为上乘。《周礼・考工记》记载到：“吴越之金锡，此材之美者也。”欧冶子、干将、莫邪等铸剑师，著名的越王勾践剑和吴王夫差剑也都是出现在这一时期的吴越地区。此时中原和吴越等地铜剑的形制也基本定型，不仅铜剑数量增多，剑体也加长了，《楚辞・国殇》云：“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足以说明长剑在这一时期流行的普遍性。但东周之后铜剑逐渐衰落了，到两汉时期已经完全被铁剑取代。 纵观铜剑的发展演变，在广阔的中华大地上，不同时期种类繁多的铜剑可能有多个源头。但如果要追寻最早铜剑的渊源，就不得不关注北方地区朱开沟遗址出土的铜剑和周人的扁茎柳叶形铜剑了。这两种铜剑也代表了中国最早铜剑的两个不同系统。青铜器鉴定 历史上，铜剑的产生应有着长期的孕育过程，而时代为商代早期的朱开沟遗址的铜剑很明显已经是非常成熟的铜剑形制了，这说明这种铜剑的起源要早于商代早期。类似的铜剑在境外的蒙古、俄罗斯的南西伯利亚等地都有发现，但遗憾的是年代没有早于商代早期的，也未见更原始的形制。所以朱开沟这类短剑的起源目前还没有更好的结论，但有一点可以明确，中国北方地区早期铜剑与蒙古草原和南西伯利亚等地联系密切。 而周人柳叶形短剑的最早来源目前学术界意见不一，有人认为周初扁茎柳叶形剑可能是由新石器时代晚期甘青地区的石刃骨短剑发展而来，但二者间存在着太长的年代缺环，目前这一观点还没有更充足的证据。也有人认为是来源于巴蜀地区，其证据是在四川成都十二桥遗址商代晚期文化层和四川广汉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的一件柳叶形玉剑。当然这些发现要比周人的柳叶形短剑早，但如果我们对比一下伊朗、西亚和东欧等地的资料就会发现，那里类似的短剑形制更加原始，年代要早得多。 其实早在1980年，著名考古学家宿白先生就已经谈过这个问题，他将中国境内的发现与伊朗出土的铜剑作了对比，指出扁茎柳叶形短剑在中亚和西亚的编年都比中国早，所以说最早的扁茎柳叶形铜剑很可能是从境外传入的。
| 
发表于 2015-4-28 16: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