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警察的两个问题

无想转生

我有一个哥们，有一次去执行公务，刚刚下车警车就被村民们抽翻了，几十人尾追暴打他们，他一边逃一边掏枪，鸣枪警告---------------------------------------后来被记过处分了，再后来就辞职跟老婆出国了。。夫妻两个都是我同学，没有背景那种。。那次事情后不久我跟他们一起喝酒，喝多了几个警察一起诉苦，每个警察都在不同时间执行公务的时候被打过。。

我想问问大家两个问题，

1，中国一个正常老百姓，敢打警察吗？,

2，国外有人敢暴打执行公务的警察吗？？

CJB7272

中国讲法不则众，实际就是人治，

望北

刚封完帖子 ，一天还没消停，又弄出来吵架，烦不烦？

yoyokaka

人一多，啥都敢干，特别是偏僻的山村

诸神的黄昏将至

呵呵 你没见过警察的好处吧。哪个交警手下不养几辆大车？一个月轻松捞钱。一般派出所的民警也一样，捞钱的地方多了。记不清是很多年以前了，我一朋友去所里找人办事，特意买了盒10几元的烟，那时7 。8元的红云就是好烟了！结果一看人家民警抽的都是玉溪，自己的烟都没好意思掏出来。

望北

版主，请把这帖子封了，看题目就是想挑事吵架的，烦死了！

血饮狂刀

这完全是因为立法理念不清楚， 从上到下都是如此。
公权力必须存在，而且必须强有力的维护秩序，维护法的尊严； 但同时，公权力必须严格遵从法律来运行，公正执法，不得侵犯私权。这两个层面缺一不可。

中国可好，上面总想抓权，总想欺负百姓，总想耍无赖，所以不敢把这些理念拿到台面上来讲；而下面好多百姓永远痛恨政府，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就是喜欢多数人的**。。。

血饮狂刀

前些阵子看舆论讨论大政府小政府， 这在中国其实根本不是那样，
我国政府，在他该做的地方总是做的不够， 而在他不该做的地方做的太多。
该做的地方做的不够，看起来好像是个小政府；而不该做的又做的太多，看着又像个大政府。。 然后两方争论不休
政府应该小到什么程度？ 个人认为，应该小到不去干涉社会的自由（私权利）， 而政府要大到什么程度？ 应该大到足以维护公正的秩序。
如果前者越界，侵犯了社会自由，那就是专制政府； 反过来，如果不足以维护秩序，则属于不作为。
所以，首先应该厘清政府该做些什么，不该做些什么，然后以法的形式定下来，让执行者有法可依，也让百姓明白为什么要这样。

血饮狂刀

这些本不应该成为问题，只是，zf总想把水搅浑。。这样就可以不按规矩出牌了

石敢當

中国的警察也有很多种，看是为那类人服务的了，像楼主所说的情况自然是有针对性事件的。众所周知，人民警察的服务对象是人（guan）民（yuan），那么当两端利益冲突的时候，狗腿想清清白白一点干系都没有？
再说了，既然领导赏识你给了这碗饭吃，就别抱怨朱门外饿殍熏人，老老实实咬人得了。用五毛的话说就是不能吃社会主义的饭砸社会主义的锅。
话再说回来，中国人的忍耐力是出了名的，正常老百姓都不知道民不与官斗，拿些被逼上梁山的例子来感叹中国警察的悲催也太作了一点。

vicooo

一看到“中国的啥啥都如何如何”就觉得很无脑，这么大的人口基数，你一句话就给概括了？

血饮狂刀

这几天安庆警察的事情，我也没怎么看大家的讨论， 但就公布的录像来看，警察的做法没有太大的毛病；大家如果怀疑视频的真实性，那应该说是另一个问题了，在真实视频曝光之前，我们不应该武断的去下判断，更不应该把tg以前做过的事情拿来跟这件事联系起来，这对那名警察来说是不公平的。

hikarufans

CCAV视频2分36秒已经清楚的说明警察空手就能制服徐纯合，2分52秒显示徐纯合双手被警察扭在背后，只要上个手铐就解决的事，警察放开徐之后再去拿棍子来殴打徐就已经不妥，更遑论开枪了。4分30秒显示是警察主动放开棍子，松手之后并没有试图制服当时还倒在地上的徐纯合，而是立即掏枪，等着徐爬起来拿棍子打了两下之后就开枪，警察已经涉嫌防卫挑拨。

liu980418

见过美国警察怎么对黑人么？哥们，别把那想太好。

liu980418

奥巴马当总统了，黑人待遇就改善了？

panbide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王清淮教授2012年文    近年来，各地频繁发生袭警事件，造成执行公务的警察受伤甚至死亡，他们多在处置各类警情和纠正处理交通违章时遭受攻击。警察被袭击的根本原因在于被执行人对警察的蔑视，这些人以自身权利的绝对诉求抵制警察所代表的国家公权力，他们在主观上不认为自己在与国家权力对立。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孔子所说的“大人”，就是强调国家政权的权威地位，权力的拥有者代表国家权威，即“大人”。在现代意义的国家政权组织结构中，警察实际上就是这样的“大人”。恩格斯说：“有时候，权威是以绝对服从一个人为前提的。”（《论权威》）无论袭警行为是否“有理”，都是犯罪，因为行为人已经在第一时间里否定了“大人”所代表的国家的权威。

panbide

袭警行为诱因之一：公众“仇警”心态从各地发生的袭警案分析，袭警行为人普遍没有明确的“袭警”意识，行为人只承认自己违法，不认为是犯罪。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在国家立法没有制定“袭警罪”的罪名以前，行为人袭击警察的罪错认定，与他袭击一般公民的罪错认定并无区别，应根据他袭击警察的行为情节和被袭击警察的伤情，确定他的罪错程度，处以相应惩罚。但不管如何处罚，都要以造成的“后果”为依据，如果他的行为没有造成伤害，或者伤害轻微，他很可能不承担任何责任，或者只承担医药费、误工费以及少量的营养费等民事责任。公众有一种“仇警”的心理。2006年10月北京发生一起袭警案，执法民警被害，在对案情还不了解的情况下，网上的议论几乎一边倒同情袭警凶犯，甚至称他为“英雄”，还要向他“致敬”。对公安部为此发布A级通缉令表示不满：“凭什么死一警察就发布一级通缉令？”那些人认为公安部在为“自己人”滥用职权。还说什么“死了一个小土匪，激怒了一群匪徒”。还有一些“人道主义者”为袭警罪犯开脱：“他盗割电缆是因为太穷了。”总之，错在警察。警察执法时遭遇的“马路效应”颇具中国特色：在公众场合的警察和犯罪嫌疑人之间，非组织状态的人们会保护违法者，却对处置违法者的警察进行集体围攻。长期以来，我国公安存在一种很使人费解的现象：“法人”的警察执法时代表国家权威，但是执法的警察的身份却是自然人，与处置对象的身份完全相同。有抽象的“警察的权威”，但是具体的“警察”的权威却不存在。“警察”权威的失踪使“警察权威”无形瓦解，威武庄严的警察队伍，实质上只有“队伍”，没有“警察”。警察执法受阻，警察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引起各方面的关注，于是有“保障警察执法权益”的动议，浙江公安还进行了“民警维权”的试点，在杭州、宁波、舟山初步推开，核心内容是保护执法警察的基本权益，特别是人身权利。这项措施很有“仁者之心”，决策人看到了警察的执法困境，力图还警察以优良的执法环境，至少，可以减少警察受伤警察的职能在于以国家公权力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如今却要求“别人”来保护他们“保护他人权利”的权力的权益，那么，谁来实施这种“保护”？由一部分警察保护另一部分警察，不允许把警察队伍分割为两部分。请人民来保护警察，这种说法在理论上无懈可击，人民警察既然保护人民，人民当然有必要保护人民警察，可是，“人民”是不具备行为实体的一个概念，根本不具有保护能力，而实体的人民群众愿不愿意保护警察，还是一个疑问。    袭警行为诱因之二：媒体“丑警”宣传公众“仇警”，在于警察机关有“三难”（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但媒体的“丑警”宣传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90年代早期，大众传媒积极宣传公安英模群像，媒体与公安密切合作，媒体要突出时代“主旋律”，公安英模是主旋律最合适的代表。同时，公安要从幕后走向前台，媒体是最好的展示平台。但是媒体的倾向很快发生了偏转，以309国道山西段罚款事件、河南张金柱交通肇事案、以及河北杜书贵枪击案为转折，平面媒体和声像媒体对公安展开了大批判。之后还有陕西“黄碟”事件，广东孙志刚事件，四川女孩饿死事件，成都火车站警察小偷勾结案等。这些事件或案件暴露了公安队伍本身的问题，比如人员素质、执法指导思想、机构设置等等。但是媒体对这些事件或案件的特别关注，除了众所周知的新闻舆论监督的职责以外，还有新闻媒体追求注意力效应的因素。在所有的权力机关中，公安与公众的接触最为密切。根据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阐述，公安（警察）属于暴力机构，国家专政的工具。当“暴力”的警察和非暴力的公众发生接触，特别是这种接触已经导致纠纷的时候，最易引发悬念。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传媒专注于两个热点，也是它们的两个“卖点”，一是足球，被大众传媒荒诞化；另一个就是警察，被它们妖魔化。中国的确足球很可笑，但是它不比其他体育项目更可笑，媒体热衷于拷问足球，是因为足球在公众中拥有其他体育项目难以企及的影响，拷问足球，可以拉动媒体的“注意力经济”。媒体特别关注警察，因为警察的社会“出镜率”更高。出镜率和公众熟悉度，构成媒体第一资源。显然，媒体对这一资源进行了恶意开发，通过丑化宣传，使警察在公众中的形象妖魔化。以张金柱案为例，公众从大众传媒上看到了一个蛮横的公安局长，镜头前的张金柱给人以杀人魔头的印象：怒对镜头，拒不认罪，对受害者毫无同情心。其实，张金柱触犯了交通肇事罪，并非媒体和大众舆论认为的“故意杀人罪”。2005年1月发生在北京的交通肇事案件几乎是张金柱案的复制。小货车司机郑国辉误入自行车道，撞倒骑自行车的父女，将19岁女儿拖行629米，重伤死亡，其父受伤。北京第二中院以交通肇事致人死亡罪判处郑国辉有期徒刑13年，不采用故意杀人罪。两案的发案过程、后果几乎完全相同（拖行距离不同，张金柱驾车拖行受害人1500米），但郑国辉案以交通肇事罪被起诉，张金柱则以故意杀人罪被判极刑，因为后者是警察。说媒体干预法官的量刑是不适当的，但媒体确实干预了公众对这宗案件的认识与评价，诱发了公众的“仇警”情绪。陕西延安“黄碟”事件，警方的确犯了错误，侵犯了包括公民隐私权在内的多项权利，人们对警察的“新仇旧恨”，藉此形成了大爆发。媒体“丑警”与民众的“仇警”互为效应，警察的社会形象每况愈下。在这样情况下发生袭警事件，公众的舆论不言而喻，会倾向那些敢于袭警的“英雄”，浙江温岭某派出所护送一个精神病人往医院，竟引起了群众的误解，引起了上千人的围攻，群众以为警察又在抓捕一位袭警“英雄”。海南儋州派出所因处警被围攻，多名警察受伤，派出所被严重损毁。媒体将袭警事件当作“新闻眼”，事后对袭警者的处置又普遍畸轻，在群众中产生了潜在的“示范”效应。

panbide

袭警行为诱因之三：警察职能泛化90年代中期，警察开展了频繁的高强度的非警务活动，比如参加社区建设，开展便民服务项目与设施，包揽辖区意外事件处置等，进行“无限制服务”。比较典型的如居民误锁房门。公安承诺，公众遇到任何困难，都可以拨打110求助于警察，而警察有义务为群众解决任何难题。但是警察没有经过这许多“任何”中的任何一种专业训练，对于误锁房门的情况，他们只得用最原始的办法：爬窗外护栏。一位年轻的民警因此坠楼死亡。警察为居民爬户外护栏开房门，一直占处警的较大比例。想象力丰富的人质疑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习惯”把自己锁在门外。居民当然不会故意把钥匙丢在屋里为难警察，在生活中误锁屋门现象也确实很多，所以才有“开锁”这一行业。雇请开锁公司打开防盗门，耗资过百，而且防盗门可能报废。报警召唤警察，所费仅“谢谢”二字而已。警察在为百姓“排忧解难”，可是，警察在排除了居民的困难之后，却制造了另一宗“困难”：警察“抢”了开锁公司的生意，他们在“与民争利”。其实，所谓警察的“服务职能”，所谓“热情服务”，被许多人包括被警察自己误读了。警察的确是为人民、为社会服务的，说到底，共和国所有的职业、职能，都是为人民服务，所以国家公务员称为“公仆”。不过，服务有分工，社会才有秩序。共和国公务员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但是他们不能因此就要包揽“一切”。在职能之内是服务，职能之外就只能叫帮忙了。检察院的职能是起诉，法院的职能是审判，如果检察院越俎代庖搞审判，法院投桃报李忙起诉，它们的服务职能就混淆了，肯定导致混乱。同样，公安把自己的职能扩大为社区的全方位保姆，就混淆了职能的界限，进而淡化自己的本职职能。警察的本职在于保障社区安全，警察的服务，必须也只能体现在维护社会治安上，抛开“治安”这一本职工作，做其他的社区服务，做得再多再好，也不能算“服务”。警察用大量时间管他人瓦上霜，肯定会耽误处理治安这一门前雪。非警务活动也许会强化警察的“亲民”形象，但事情往往有另一面，警察亲民，会使“民亲”，而民亲的第二层次就是“民轻”，再其次“民侮”，接近“袭警”了。回到“导论”。警察属于“大人”之列，民众对作为为政者的“大人”，最高境界是“不知”，即所谓众庶“不识公门”，等而下之是“亲近”，但亲近之下，很可能就是“轻慢”。中国古代这些冷冰冰的“为政”理论，说出了深刻的道理。公众对搜山缉捕袭警罪犯不满，质问如果死的是一个普通百姓，是不是就要这样大动干戈。在这些人的眼里，警察只是普通的“服务者”，与古代的“大人”和现代意义“国家权威”没有关系，他们认为，警察有错，就可以“袭”，警察没错，但他妨碍了我的利益，照样可以“袭”。他们没有这样的意识：公众绝对不可以用任何方式侵犯警察，无论警察有“错”与否。警察职能的大幅度转移，在很大程度上导致警察威慑力的丧失，导致警察自取其“轻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