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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前面都说了,你有何确切的直接证据来证实“战国中后期,金属冶炼技术提高,使日本铁产量大增”这个论点?别再说什么从战争频繁刀剑制造量大增来推断铁产量也大增之类的想当然结论。战国时代开始时铁的冶炼法是怎样的,战国后期有了怎样的改进,导致铁产量有了巨大的提高?频繁的战争毫无疑问导致铁的需求量大增,但跟冶铁技术提高是两码事。
至于南蛮铁的进口,在室町早中期已有,之后随着贸易规模的扩大而增加。但进口的南蛮铁数量,是无法跟江户时期相比的。并且大多数在肥前筑后这些具有贸易地理优势的地区被消化,少数通过四国等地区的港口流入日本内陆。进口的铁也不仅限于南蛮铁(实际上并非欧洲来的西洋铁,而是葡萄牙商人自南洋地区运来的铁锭),还有产自中国的支那铁,以及荷兰商人贩来的阿兰陀铁等等,被统一称为舶来铁。整体来看,整个室町时期使用这些舶来铁锻造刀剑的数量非常之少,完全无法跟江户时期相提并论。至于甲胄,我没什么了解,但也知道佛胴、南蛮胴这些,都是指当世具足的西化式样,而不是指材质或是产地。如你所说甲胄资料里介绍佛胴时,经常提及南蛮铁的进口,那究竟是指这种“南蛮贸易”带来了甲胄式样的变化,还是说用这些大量进口的南蛮铁来制造佛胴和刀剑? 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显然是巨大的。
再说到中日勘合贸易。日本向中国输出刀剑的渠道主要是三类,一是随使臣向明朝廷朝贡的“献上方物”,从永乐开始的100把,到宣德时就每次都有202把,这些都是比较精制的刀剑,用于皇家收藏、赏赐及御林军执用。二是走私,这从明朝初年到清朝,就从来没停止过。三就是勘合贸易。日本向正式合法的大量出口刀剑,开始于1404年,这是明朝永乐二年,日本的室町初期应永时代,南北朝战乱刚刚结束,长期以来为应付内战的刀剑制造一下子变得产能过剩,对明朝的贸易则是一个合适的出口。最初卖往明朝的长刀,在日本约是800文到1贯的价格,到中国后被根据朝贡赏赐体系的惯例以每把5贯收购。虽然初期与明朝的贸易条约规定每10年1贡,船不超过3艘,人数不超过300,刀剑不超过3000,但这样的规模显然满足不了日本方面的需求,所以之后的贸易中,数量的限制并未得到严格的贯彻执行,并且刀剑作为勘合贸易中“日本国王附搭品”和“使臣自进物”的主要部分,数量远远不止3000。根据记载,第一、二次勘合船所带剑刀还不过3000把,第三次就飚升到9960把,第四次30000把,第五次7000余把,第六次竟达到37000余把!第七、第八次各为7000把,第十次是24152把。这只是所谓“日本国王附搭品”的数量,其中并不包括使臣“自进物”的数字。如加上“自进物”,仅宣德到嘉靖年间这11次勘合船队输入到明朝的刀剑,就应该不少于20万把。基于对高利润和中国铜钱的渴求,到几十年后的室町中期,备前长船地区的刀工集团已经具有相当大的规模与可怕的制造力,流水线式的作业方式能在短时期内制造大量较粗糙的刀剑。几十上百口长刀一捆的贩售与运输方式,“数打物”的称呼由此得来,这些数打物,绝大部分是作为勘合贸易的商品卖往了中国明朝,当然随着刀剑进口的数量增加以及随之品质的急剧下降,明朝的收购价也降为2贯一把,但仍为商人们赚取了更高的利润。此时日本国内的战乱才露苗头,无论数量与规模都无法跟战国后期相提并论,所以造出的这些大量刀剑,除了应付国内的战争外,出口也是绰绰有余。一直到室町幕府权威不再,国内各地战乱频繁,中日勘合贸易逐渐弱化乃至停顿,以备前长船和后来的美浓地区为首的庞大刀剑产能,才被逐渐被应用于日本国内的战争,直到战国末期的天正19年即1591年,吉井川洪水冲毁了整个长船地区,令长船的制刀业遭到毁灭性打击。而最后一次勘合贸易船队,则是在1547年,武田信玄刚刚开始他的霸业,织田信长也不过刚刚13岁而已。
顺便再提两句日本刀工的制造能力。和平年代的江户中期,名工津田助广,在40年的锻刀生涯中能确认的出品数量就有1千6、7百口,平均一年40余口。在二战时期,靖国神社锻刀所,以靖国刀这样的严格品质,几位主要刀工的出品数量是每年100-200口以上。而室町中后期,备前长船地区仅“祐定”就有百人以上,以数打物的制造品质而言,每10年2万把的出口数量,每年才2000把,仅长船祐定们就能轻松做完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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