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互根互立，请各位兄弟对中医药及其他传统国粹宽容些！乌头图片在五楼

书生惊君 · 发表于 2013-2-19 17:19

本帖最后由书生惊君于 2013-2-19 18:26 编辑

今天在求生版块看到RIVA兄关于云南白药的帖子，小弟发几句牢骚。
原文：关于云南白药含有毒物质乌头类生物碱的一些相关信息

（一）起因：香港卫生署、澳门卫生局2月5日发文，指令药物进口商丰华（香港）公司回收五款中成药，分别为“云南白药胶囊”、“云南白药散剂”、“云南白药膏”、“云南白药气雾剂”，和“云南白药酊”。上述产品被发现含有未标示的乌头类生物碱。香港卫生署暂未接获使用产品后的不良反应报告。
　　香港卫生署在接获有关情报后跟进调查，香港政府化验所5日发现有关中成药样本含有未标示的乌头类生物碱。根据产品注册资料及中药文献，有关中成药的成分不应包含被检验出的乌头类生物碱，故此指令回收。
（二）云南白药集团的声明：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注到香港卫生署2013年2月5日20:00发布的公告，在此，公司就产品有关情况给社会公众带来的困扰深表歉意。现就有关检出“乌头类生物碱”一事做如下说明：
一、云南白药创制于1902年，1956年国务院保密委员会将云南白药处方、工艺列为国家保密范围（战备物资）。
二、云南白药配方中含有乌头碱类物质。含有乌头碱类成份的药材在炮制前后毒性的变化与双酯型乌头碱的含量有密切关系、毒性完全不同。通过炮制，乌头碱水解成乌头次碱并进一步水解成苯甲酰乌头原碱，可使毒性大大降低。云南白药通过独特的炮制、生产工艺，在加工过程中，已使乌头碱类物质的毒性得以消解或减弱。
三、云南白药问世111年来，在战争年代拯救过无数大众百姓的性命；在和平时期，云南白药产品的使用人群和应用范围更加广泛，近十年来，有上亿人次使用过云南白药。在2010年至2012年间，共生产销售云南白药（4g/瓶）1亿瓶、云南白药胶囊（0.25g/粒）17亿粒，公司通过主动开展不良反应监测工作，三年间共监测到涉及云南白药和云南白药胶囊的各类不良反应共计28例，主要表现为皮肤过敏、发痒等；未监测到严重不良反应，产品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毋庸置疑。
四、云南白药严格进行采购、生产、销售等各个环节的质量管理，所有产品均按国家GMP的规范要求组织生产，并实施严格的过程监控和出厂前检验，产品质量安全可靠。
云南白药为纯中药制剂，是处方药（散剂、胶囊剂），需在医生指导下用药，应按医嘱及说明书使用。今后，云南白药将在法律框架内加大对产品疗效和使用注意事项的宣传，进一步提醒患者合理用药。
五、国家药品监管部门对云南白药保密配方及安全性的相关情况非常关注，已多次就此和企业进行面谈和电话沟通。公司将按监管部门要求完善后续工作，以确保公众用药安全。
公司提醒公众，要在医生指导下严格按说明书使用药品。如有疑问，请联系。
电话： 4001000538
传真： 0871-66226685
网址：www.yunnanbaiyao.com.cn
特此说明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2月5日
（三）香港卫生署中医药事务部在2012年2月就乌头类生物碱使用注意事项的说明
http://www.cmd.gov.hk/html/gb/important_info/resource/Alert_on_herbal_aconitum_alkaloid_poisoning_GB.pdf
提防中药乌头类生物碱中毒
卫生署近日接获一宗有关乌头类生物碱中毒的确诊个案。该个案病人曾获柴湾
一中医师配发中药材制草乌。病人在医院接受治疗后已康复出院。是次中毒事件可
能与服用过量的制草乌有关。现场调查并无发现其他中药材出现污染情况；而据该
中医师提供的资料，获其处方制草乌的其他病人并无出现类似征状。
制草乌是含乌头类生物碱的毒性中药材，有止痛功能，并须经长时间的烹煮后
方可安全作内服使用。服用过量的制草乌会引致口部及四肢麻痹、头晕、恶心、呕
吐、腹泻、脉搏减弱、呼吸困难等，严重者可导致死亡。
卫生署提醒中医师在处方中药时应参照有关的中药材标准。市民在预备及服用
中药时必须遵从中医师的指示；如在服用中药后感到不适，应尽快求医。
此个案已转介香港中医药管理委员会考虑对该中医师作出纪律处分。
卫生署中医药事务部
2012年2月
（四）方舟子于2012年之前在微博上对镇痛中药含乌头类生物碱的一些说明
http://blog.sina.com.cn/s/blog_841846d701013hco.html
@方舟子：中医用来治伤痛、风湿的膏药往往含有乌头等能麻痹神经的剧毒草药，所以能一时起到局部镇痛的作用，让你觉得确实管用。
@方舟子：查到国内有卖一种中西合璧的镇痛剂“复方氯乙烷气雾剂”注明成分为“氯乙烷55克、三七0.3克、黄柏0.9克、麝香0.01克、延胡索0.6克”，果然是靠氯乙烷的挥发降温镇痛，那些中药成分是增加成本的。由此可知成分保密的云南白药气雾剂应该也是靠氯乙烷镇痛。

要说对乌头类药物的了解，小弟虽不才，但也自认为可以称半个专家了，从09年到11年小弟三年的时间在四川江油待了大约一年多，研制和开发无胆无硫的附子、川乌新饮片规格。现在小弟做的品种已经写入四川省炮制规范，估计15年会进新药典。坛子里但凡涉及中药毒副作用的帖子似乎咱们传统的国粹中医中药就被一些兄弟贴上了骗子和玄学的标签。
其实即使是有毒的中药也没那么可怕，小弟这几年主要的工作就是研究、开发毒麻中药饮片，做到减毒增效。附子、川乌、南星、半夏、细辛等，小弟每年接触几十吨，并且在我们体系里完全应用到了中医临床上。凡小弟开发的加工炮制工艺的毒麻饮片，到目前为止小弟就听说一例生附片因煎服法不得当而中毒的。中毒只是因为使用不当。乌头类药物自古就是半毒半药半强身药的品种，至今云南楚雄、陕西周至等地冬天仍用做滋补保健药膳。
下面附一部分小弟参编的专著《中国附子》的原文。文献考据部分为小弟编写，第一次写书，文字生涩，请各位兄弟勿要笑话。通过历史资料大家可以看到乌头类药物在我国古代应用非常广泛，为古时医家常备药前几位。

书生惊君 · 发表于 2013-2-19 17:23

本帖最后由书生惊君于 2013-2-19 17:27 编辑

附子,是最早有文献记载的中药品种之一，在传统的中药材品种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同时也是最出名的毒剧中药材。现在所用附子饮片药材来源于毛茛科植物乌头AconitumcarmichaeliDebx.块根上所附生的子根（侧根）的加工品，因其附乌头而生，如子附母，故名之。主产于四川江油、安县、布拖，陕西汉中、城固、南郑等地区。其中四川江油历来为其传统道地产区，所出者质量亦较其它几个产区为优。

大约在春秋战国到汉初这段时期，我国的医药学家就对附子的应用有了比较完备的认识，从西汉到唐代这段时期更是逐渐发展完善。在这一段时期的医药典籍中附子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文献记载中出现的频率非常高，早在梁代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中就称其“为百药长”，一语道尽这段时期附子在中药王国里的重要地位。附子来源于毛茛科植物乌头AconitumcarmichaeliDebx.的子根，其整棵植物即称之为乌头，最早附子的应用也是和乌头混合在一起的，并没有完全分开。从春秋战国到唐代这一段时期随着医家对附子不同部位存在不同的药效差别体会的加深，附子的应用也经历了乌喙（整棵毛茛科植物乌头AconitumcarmichaeliDebx.的块根，包括附子和乌头）→乌喙（此即毛茛科植物乌头的母根，也叫乌头）、附子（附母根而生的子根）、天雄（毛茛科植物乌头不生附子的独根者）等不同使用部位和名称的演变。同时在这一段时期附子也经历了由杀生之毒→治病之毒药→广泛运用之毒药的转变。

关于附子类药物的记载最早见于春秋末期、战国初期成书的《国语•晋语》中：“骊姬受福，乃鸩于酒，堇于肉”，贾逵注：“堇，乌头也。”《尔雅》“芨，堇草”，郭璞注：“即乌头也，江东呼为堇。”而为它作注的贾逵生活于东汉末年到三国时期.在这里乌头是作为“毒”来使用的。附子类药物有大毒早在成书于西汉景帝时期（公元前150年）的《淮南子•主术训》中就一言定论：“天下之物，莫凶于鸡毒。”鸡毒指附子的母根乌头。附子、乌头所含的毒性成分主要为乌头碱。乌头碱对人的毒性极为强烈，常人只需服用3到4毫克就会出现心慌、心悸、心律不齐，甚至心跳骤停。附子生用毒性极大，在古代生附子、乌头的粉末及乌头全草提取品射罔常被用来作为在狩猎和战争中制作毒箭，宫廷暗杀及制作蒙汗药的毒药。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谓：“草乌，捣茎汁日煎为射网，猎人以傅箭，射禽兽十步即倒。在《汉书•外戚传》中就记载了西汉宣帝时期（公元前73年～前49年）一桩附子作为“毒”使用的宫廷谋杀案：大将军霍光之女霍成君为宣帝妃，霍光之妻想让自己的女儿登上皇后宝座，行贿串通女医淳于衍。皇后许氏分娩之后，淳于衍暗中将捣好的附子粉掺在许皇后要吃的药丸内。许皇后服药后不久，即感到全身不适，出现了“头岑岑”的附子中毒症状，很快昏迷死亡。

《淮南子•缪称训》则提到了“物莫无所不用，天雄、乌喙，药之凶毒也，良医以活人。”则指出了附子作为“杀生之毒”和“治病之毒药”的同时应用，并且首次提到乌喙、天雄的分称的名字。由此可见大约在西汉初期附子类药物及药物名称开始分化。成书时间约在公元前40年的由西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编写的儿童识字课本《急就篇》中就有“牡蒙甘草菀藜芦，乌喙附子椒芫华”的记载。作为一本由官方人员编写的儿童课本，可见此时附子类药物及药物名称分化已为大众所知。

在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墓出土的汉简——《万物》简中有六处地方明确的提到乌喙的名字《万物》简明确提到乌喙的地方有六条，其中一条明确的提到了乌喙的功效：“服乌喙百日令人善趋也”。据目前所发现的材料可以证明《万物》简编纂成书在春秋战国时期，到西汉初年抄成。这应该是关于附子类药物最早的可见材料。

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迄今我国已发现的最古老的医药专书《五十二病方》帛书，专家考证该帛书成书早于吕后元年（公元前187年），且不会晚于秦汉之际，应为公元前三世纪末写本。全书记载了五十二个题，每题都是治疗一类疾病的方法，故称《五十二病方》。每病少则一、二方，多则有二十几方，总数有280方，原书可能有300方。笔者根据严健民先生编著的《五十二病方补译》笔者统计：其中出现乌豙（音yi，喙）的方子有10方，并专列一病——毒乌豙（喙）者，专讲乌喙中毒的治疗。下列七个乌喙治疗的急救方。

“毒乌（喙）者：炙□□，饮小童弱（溺）若产齐赤，而以水饮。

一，屑勺（芍）药，以□半桮（杯），以三指大捽（撮）饮之。

一，取杞本长尺，大如指，削，（舂）木臼中，煮以酒。

一，以□汁粲（餐）叔（菽）若苦（豉），已。

一，煮铁，饮之。

一，禺（遇）人毒者，取麋（蘼）芜本若□荠一□□□□□□□□□傅宥（痏）。

一，
穿地□尺，而煮水一瓮□□□□□□□□□□□一（杯）。”

其中第一、二、三、五、六治方现在仍为中医临床上治疗乌头类中毒的常用有效方法。在整个《五十二病方》帛书中只有乌豙（音yi，喙）一名，并未出现附子和天雄等药物名称。以上两份出土的简帛作为皇室成员墓葬品，并且未经后世增删及臆测性注释，可参考性较强。笔者认为在这以前，包括在这以后一段时期附子和乌头是混用的，统称为乌头或乌喙。

1972年11月在甘肃武威柏树乡下五畦村旱滩坡发现的东汉墓葬中，清理出医药简牍92枚，其中木简78枚，木牍14枚，称为《武威汉代医简》。而据考据该医药简牍的成书年代约在东汉初期，公元一世纪左右。《武威汉代医简》共记载各科方剂30多个，涉及内科、外科、骨伤科、五官科、针灸科等。根据张延昌先生主编的《武威汉代医简注解》笔者统计：该医药简牍中共出现中药方剂28个，其中出现乌头类药物的方剂有10个，占所有方剂的三分之一之多。其中单用附子的方剂6个，单用乌喙的方剂1个，单用天雄的方剂1个，并且第一次出现了乌喙、附子同用的方剂2个。由此可见汉朝以前古人已经积攒了大量使用附子类药物的经验，从上述资料不难在该时期附子类药物是临床上的一味常用药，并且积攒了大量有效的治疗附子类药物中毒的临床经验。

被尊为中药理论开山经典之作的《神农本草经》据考据约成书于东汉末年公元二世纪。在《神农本草经》中附子、乌头、天雄的药性和别名也是分开论述的，并且在该书中提到了“乌头，……一名乌喙……”。与《神农本草经》同时期的由医圣张仲景编写的中医学不朽经典《伤寒杂病论》里面，除去重复之外共共载方375首，用附子者有31方,53条，占得比例非常大，使用乌头的方子若干，使用天雄的方子仅一个“天雄散”方。毫无疑问在《伤寒杂病论》里面附子的使用已在附子类药物里面成为了最主要的，乌头仍旧使用，天雄这一名称规格已基本取消使用。

书生惊君 · 发表于 2013-2-19 17:25

本帖最后由书生惊君于 2013-2-19 17:28 编辑

野生乌头所结子根附子很少，并且个头很小，产量很低；而家种品附子的产量要远远高于乌头的产量；天雄的产量更低，甚至为药农所忌，早在北宋元祐七年（公元1092年）陈承编修的《重广补注神农本草并图经》中就提到：但天雄者，始种乌头，而不生诸附子、侧子之类，经年独生，长大者是也。蜀人种之忌生此，以为不利。天雄这个名字也与那个时期皇室成员信奉黄老之说不无关系。附子类药物的名字开始多样化。随着历史长河的推进，中药材品种及名称在延续的同时也是在变迁的。秦汉时期是我国物质文明及科技发展快速进步的一段时期，西汉前期经过“文景之治”，汉朝的经济国力达到了空前的高度，而在当时农业是其支柱产业，农业技术发展迅速。汉代以前桑麻的种植只局限于某些地方，汉时桑麻得到广泛种植（此时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农村，户户房前屋后种了桑树，有的富户拥有上千亩的桑麻）。在这一时期某些中药材也开始了由野生需求向种植发展的过程，附子的种植可能就是其中之一。伴随着附子的种植，附子的应用也经历了乌喙（整棵毛茛科植物乌头的块根，包括附子和乌头）→乌喙（此即毛茛科植物乌头的母根，也叫乌头）、附子（附母根而生的子根）、天雄（毛茛科植物乌头不生附子的独根者）等不同使用部位和名称的演变。

在尚志钧先生辑复的三国时期魏国吴普所著的《吴氏本草经》中记载“170.乌头，一名茛……正月始生，叶厚，茎方中空，叶四面相当，与蒿相似。171.附子，一名茛。……或生广汉。八月采。皮黑肌白。172.侧子，一名茛……八月采，阴干。是附子角之大者。畏恶与附子同。173.乌喙……十月采。形如乌头，有两歧相合，如乌之喙，名曰乌喙也。所畏、恶、使，尽与乌头同”。该书是目前可见的、且已知作者的最早的本草文献之一，该书也同时提出了乌头、附子、侧子同名“茛”，并确定了这种植物的植物学形态“正月始生，叶厚，茎方中空，叶四面相当，与蒿相似。”这与现代对附子植物形态的描述是完全相符的。“茛”在《唐韵》中为“古恨切”，音“艮”。《注》茛乃草乌头之苗，此草形状及毒皆似之，故名。就此可以得出确论乌头、附子、侧子来源于同一植物毛茛科植物乌头AconitumcarmichaeliDebx.所生母根、子根和侧根。

可是这种“乌喙→乌喙、附子、天雄等不同使用部位和名称的演变”却使跟吴普同时期同是魏国的张揖做出了错误的解释，其在《广雅》中云：“奚毒，附子也。一岁为子，二岁为乌喙，三岁为附子，四岁为乌头，五岁为天雄”的说法。西晋张华在其《博物志》也错误的认为：“物有同类而异用者，乌头、天雄、附子，一物，春夏秋冬采之各异。”附子、乌头、乌喙、天雄不过是不同历史时期乌头类植物的块根及子根的不同叫法而已。这些不同的叫法的传承随着时间的久远，以至于最初的来历越来越模糊，几至失去了线索。不难看出张揖、张华等人非药学家，其或许根本没有见过乌头这种植物，想当然的成分很大。甚至连梁代的道医大成之人陶弘景和南朝刘宋时期（约公元400年）大药学家雷敩也都犯了相同的错误，因为有前面张揖、张华等的错误认识，陶弘景在其《神农本草经集注》中错误的解释道：“附子，以八月上旬采，八角者良……（乌头）今采用四月，乌头与附子同根，春时茎初生，有脑形似乌鸟之头，故谓之乌头。有两岐共蒂，状如牛角，名乌喙，喙即乌之口也，亦以八月采。捣茎取汁，日煎为射罔，猎人以傅箭射禽兽，中人亦死，宜速解之也……（天雄）今采用八月中旬。天雄似附子，细而长便是，长者乃至三四寸许，此与乌头、附子三种，本并出建平，故谓之三建。今宜都山最好，谓为西建，钱塘间者谓为东建，气力小力弱，不相似，故曰西冰犹胜东白也。其用灰杀之时，有冰强者不佳……（侧子）即附子边角之大者脱取之，昔时不用，比来医家以疗脚气多验。”雷敩在其《炮炙论》则持：（附子）凡使先需细认，勿误用，有乌头、乌喙、天雄、侧子、木鳖子。乌头少有茎苗，长身乌黑，少有傍尖。乌喙皮上苍，有大豆许者孕八九个，周围底陷，黑如乌铁。天雄身全矮无尖，周匝四面有附孕十一个，皮苍色即是天雄。侧子只是附子傍有小颗附子，如枣核者。木鳖子只是诸喙、附、雄、乌、侧中毗者，号曰木鳖子，不入药中用，若服令人丧目的观点。陶弘景和雷敩的论述固然有他们的价值所在，不过这种想当然的论述使后人对附子、乌头、乌喙、天雄的关系更加迷惑。其实早在东晋文学家谢灵运在《山居赋》中就给出正确答案：“《本草》所载，山泽不一……二冬并称而殊性，三建异形而同出……二冬者，天门、麦门冬。三建者，附子、天雄、乌头。”在较谢灵运稍早的东晋葛洪所著的《肘后救卒方》的上卷《治伤寒时气温病方第十三》节下“治伤寒阳毒、阴毒诸方”中就提到了著名的“三建汤”——“又三建汤方：乌头、附子、天雄并炮裂……”，这是乌头、附子、天雄并用的首次记录。笔者根据尚志钧先生辑校的东晋葛洪原著、梁陶弘景增补的《补辑肘后方》做了初步统计，该书共辑佚方1265首，其中含附子、乌头、乌喙、天雄的方子有86首，并有大量的方子附子、乌头或附子、天雄等两药合用。并且在本书所载的“葛氏常备药”中乌头、附子分别排在第三位和第四位，可见葛氏对者两味药的看重，窥豹一斑我们也可知附子、乌头在那个时代应用之广泛。

到了唐显庆2－4年（公元657－659年）由苏敬等编著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官方药典《新修本草》，世称《唐本草》。苏敬在其[谨案]中云：“天雄、附子、乌头等，并以蜀道绵州、龙州出者佳。余处纵有造得者，气力劣弱，都不相似。江南来者，全不堪用。陶以三物俱出建平故名之，非也。按国语置堇于肉，注云乌头也。《尔雅》云∶芨，堇草。郭注云∶乌头苗也，此物本出蜀汉，其本名堇，今讹为建，遂以建平释之。又石龙芮叶似堇草，故名水堇。今复说为水茛，亦作建音，此岂复生建平耶？检字书又无茛字，甄立言《本草音义》亦论之。天雄、附子、侧子并同用八月采造。其乌头四月上旬，今云二月采，恐非时也。”不难看出到唐代官方已明确指出附子、乌头、天雄、侧子同时指的毛茛科植物乌头AconitumcarmichaeliDebx.块根的不同部位。

书生惊君 · 发表于 2013-2-19 17:26

本帖最后由书生惊君于 2013-2-19 17:28 编辑

唐代国家统一，经济繁荣，附子的种植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蜀道绵州、龙州确立为附子的道地产区，及至宋代附子已大面积种植，宋代四川附子的道地性更加明确，《本草图经》云：“绵州彰明县（四川江油）多种之，惟赤水一乡者最佳。”四川江油地区所产附子已成为公认的道地药材，论及对附子种植、采收、加工及植物形态描述之详细、准确者者莫过于南宋赵与时《宾退录》卷三中所载东蜀杨天惠撰《彰明县附子记》，后世著作对附子的描述多引述此文。东蜀杨天惠撰《彰明县附子记》云：绵州故广汉地，领县八，惟彰明出附子。彰明领乡二十，惟赤水、廉水、会昌、昌明宜附子。总四乡之地，为田五百二十顷有竒，然秔稻之田五，菽粟之田三，而附子之田止居其二焉。合四乡之产，得附子一十六万斤已上，然赤水为多，廉水次之，而会昌、昌明所出微甚。凡上农夫岁以善田代处，前期辄空田，一再耕之，莳荠麦若巢縻，其中比苗稍壮，并根叶耨覆土下，复耕如初，乃布种。每亩用牛十耦，用粪五十斛，七寸为垄，五尺为符，终亩为符二十，为垄千二百，垄从符，衡深亦如之，又以其余为沟为涂，春阳坟盈，丁壮毕出，疏整符垄，以需风雨，风雨时过，辄振拂而骈持之，既又挽草为援，以御烜日，其用工力比它田十倍，然其岁获亦倍称，或过之。凡四乡度用种千斛以上，种出龙安及龙州、齐归、木门、青塠、小平者良，其播种以冬，尽十一月止，采撷以秋，尽九月止，其茎类野艾而泽，其叶类地麻而厚，其花紫叶黄㽔长包而圆，盖其实之美恶，视功之勤窳，以故富室之入常美，贫者虽接畛或不尽。然又有七月采者，谓之早水，拳缩而小，盖附子之未成者。然此物畏恶猥，多不能常熟，或种美而苗不茂，或苗秀而实不充，或已酿而腐，或已暴而挛，若有物焉阴为之，故园人将采，常祷于神，或目为药妖云。其酿法：用酰醅安密室，淹覆弥月乃发，以时暴凉，久乃干定；方出酿时，其大有如拳者，已定辄不盈握，故及两者极难得。盖附子之品有七，实本同而末异。其种之化者为乌头，附乌头而傍生者为附子，又左右附而偶生者为鬲子，又附而长者为天雄，又附而尖者为天佳，又附而上出者为荝子，又附而散生者为漏篮，皆脉络连贯，如子附母，而附子以贵故独专附名，自余不得与焉。凡种一而子六七以上，则其实皆小种，一而子二三则其实稍大种，一而子特生则其实特大，此其凡也。附子之形以蹲坐正节角少为上，有节多䑕乳者次之，形不正而伤缺风皱者为下。

附子之色以花白为上，铁色次之，青绿为下，天雄、乌头、天佳以丰实过握为胜，而漏篮侧子园人以乞役夫不足数也，大率蜀人饵附子者少，惟陜辅闽浙宜之，陜辅之贾纔市其下者，闽浙之贾纔市其中者，其上品则皆士大夫求之，盖贵人金多喜奇，故非得大者不厌。然上人有知药者云：“小者固难用，要之半两以上皆良，不必及两乃可。”此言近之。按本草经及注载：“附子出犍弃山谷及江左山南、嵩高齐鲁间。”以今考之皆无，有误矣。又云：“春採为乌头，冬採为附子。”大谬！又云：“附子，八角者良，其角为侧子。”愈大谬！与余所闻绝异，岂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者类耶？这一记载与今江油河西数乡出产附子，而河东诸地不产，仍完全一致。此后各地附子虽亦有产出，但总以四川江油为道地。因川乌系附子的母根，显然也应以川产为正。后世医药家虽偶有发挥，但莫有超出此《记》者。

纵观人类发展史，可以活命的食物和可以要命的毒药是人类最关注的事物之一，甚至可能排到人类所关注事物的第一位。《鶡冠子•环流》说“积毒为药，工以为医”，人类原始民族的药物知识多来源于中毒。在我国古代，药和毒是一家，是密不可分的，毒药多是代表药物的泛称。《神农本草经》既是本着“神农尝百草，一日七十毒”的传说（《淮南子•修务》），按毒性大小把药分之为上、中、下三品，后世本草书皆遵其例。《素问•异法方宜论》：“其病生于内，其治宜毒药。”《素问•脏气法时论》：“毒药攻邪，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王冰注：“药，谓金玉土石草木菜果虫鱼鸟兽之类，皆可以祛邪养正者也。然辟邪安正，惟毒乃能，以其能然，故通谓之毒药。”唐朝以前的诸多医学文献包括前文提到的《万物简》、《五十二病方》、《武威汉代医》，以至南北朝时期葛洪的《肘后方》都大量的载录了乌头、附子、甘遂、大戟、巴豆、商陆等毒性药材，并且所占比例很大。中医本身就是利用药物的毒性来治疗疾病。在中医理论里药物毒性同时也是指药物的偏性，即热药有热毒、寒药有寒毒等。药物的偏性（毒性），正是中医用药治病的依据。在中医辨证的基础上，用药之偏性，治人之偏差。热者用寒药，寒者用热药；虚者补之，实者泻之等不一而足。《周礼•天官•医师》：“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共医事。”
郑玄注：“毒药，药之辛苦者。”
《吴氏本草经》：“附子，一名茛。神农：辛。岐伯、雷公：甘，有毒。季氏：苦，有毒，大温。”按郑玄的注附子完全符合了《周礼•天官•医师》毒药的定义。”但良医活人，多藉猛药，《孟子•滕文公上》谓：“药不瞑眩，厥疾不瘳”。附子是毒，更是天下第一大毒药。附子被历代医家视为补火要药，“回阳第一要药”。早在梁代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中就称其“为百药长”，一语道尽附子在中药王国里的重要地位。明代的张景岳更将附子与人参、熟地、大黄列为“药中四维”。古称：“礼、义、廉、耻”为国之四维，言为立国安邦之要；药中四维，即治病保命要药。

历朝历代出过很多善用附子的医家，对附子的应用和发挥之妙者首推汉代的医圣张仲景。在其《伤寒杂病论》中其承袭汉朝以前先贤和发煌古意自创之附子方比比皆是，如著名的“四逆汤”、“白通汤”、“附子汤”、“附子理中汤”、“桂枝加附子汤”等等。唐代的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创温脾汤，将附子、大黄、人参、干姜、甘草熔于一炉。宋代有关附子的创新方增多，如陈自明《妇人良方大全》中的参附汤，为回阳固脱的代表方剂，是抢救心力衰竭的主方。又如《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的三生饮，由生附子、生川乌、生南星、木香等组成，为治疗中风偏瘫语謇之名方。尚有魏岘《魏氏家藏方》中的芪附汤，被后世立为益气温阳、回阳救逆的主方。明代的陶华在《伤寒六书》中立回阳救逆汤，方中既有回阳救逆的附子、干姜、肉桂，又有益气生阴的人参、五味子、炙甘草，特别是方中麝香的使用，增强了附子的温通开窍作用。清代的唐容川创天魂汤，将附子、干姜等温里药用于血证，为治疗虚寒性吐血另设温阳摄血法。而对于清末郑钦安开创的中医扶阳学派（火神派）来说，附子如同一国之君一般，其重要性更是不可言喻，附子的运用甚至占到全部处方的四分之三以上。民国年间上海祝味菊、云南吴佩衡、四川范中林等皆是善用附子大家，在近代医林中独树一帜。当代名医山西灵石李可先生、四川成都卢崇汉先生皆擅用附子，并对用量、煎服法等多有发挥。

回顾文献我们发现，在我国汉代附子的应用以已经很普遍，甚至解毒之法已完备。乌头、附子、天雄的分类已完成。大面积人工种植开始于唐宋，并确立道地产区。